2014年2月笔者到切尔诺贝利以南130公里的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差，结账时宾馆前台经理在听说我饮用了一个星期的自来水后，那双瞪大的眼睛让我至今仍心有余悸。
基辅离切尔诺贝利虽然不远，但核污染风向先是一路向北，此后才是调头南下。也就是说，基辅的污染，与切尔诺贝利北面的另外的地方，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波海三国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都轻的多。即便如此，在饮用自来水问题上当地人已直呼“受不了”。
4月26日是人类无法忘怀的日子。30年前的这一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导致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事故：超过8吨强辐射物质泄漏，32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核辐射侵害，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直接污染沦为“死亡之地”。
核事故的后果，远比战争更可拍。无论是冷兵器战争还是热兵器战争，战争灾难尤其是战后的持续灾难都可预见。而核事故，至今还没能说清其后续效应，也许几百年、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30年来，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目前，仅在俄罗斯,就有150万人居住的14个地区仍被官方认定为核污染区。
拨开重重迷雾，世界核协会已找到了酿成灾难的两大“罪魁祸首”：技术设计的纰漏和人类操作的失误，二者在某一些程度上都可归结为“人祸”。
就设计纰漏而言，世界核协会认为核反应堆的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RBMK)引起了电源浪涌，直接引发了灾难的发生。同时，反应堆也缺乏一道作为屏障用的安全壳结构，用以屏蔽反应堆，阻止放射性污染物逃逸。
就人祸而言，世界核协会认为有三个方面：操作程序失误，缺乏安全文化，善后工作处理失当。如就最后一条而言，首次警报是瑞典人因检测到当地辐射水平的上升而于4月28日发出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直到5月14日才承认灾难发生。后续救助措施也不够有力：撤离当地居民的速度过慢，扑灭肆虐10天大火的60万“清理人”携带很少或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装置，又导致了“二次牺牲”和附带损伤。历史没有忘记这些“拯救了欧洲的英雄”，他们的肖像被悬挂在基辅的乌克兰国立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内。他们的英雄事迹，在令人感佩的同时，更多地是让人心酸悲伤。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人们认识到核事故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才能避免被一块石头第二次绊倒。
面对这样的共同课题，国际社会采取的第一大举措就是在1989年5月成立了世界核电营运者协会(WANO)。作为世界上所有核电站组成的促进安全的组织，它负责当时430个核反应堆的“同行评议”，以察觉缺陷，防患于未然。成员国可从别的核电站专家那里学习经验，促进自己所在核电站安全的提高。“核事故”这个共同的敌人，让处于冷战中的国家空前团结，携手走到了一起。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能与作用也在慢慢地增加。它扩充和修订了安全标准，而且要求其成员国对可能会产生跨国界影响的任何事件“立即报告”。如其职能之一的“资料收集与传播”，要求成员国共享以下信息与成果：“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状况时可提供的专家、设备和材料”“可用来对付核事故或辐射紧急状况的方法、技术和研究成果”等。至于成员国在收到求援时应提供的帮助内容，就更是达8条之多。
多项国际协定的签署，对防止核事故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公约(CNS)。该公约1994年通过，共4章35条，详细规定了各缔约国有义务在本国的法律框架内，采取必要的立法、监督、行政措施及其他步骤，保证核安全。其他的国际协定则涵盖了核废料和事故早期预警系统等。
尽管有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监督，但核事故仍没办法避免。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即将进入25周年的日子里，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福岛核事故。
福岛核事故是日本人过于自信所致。设计师认为福岛核电站硬件“过硬”，对设施进行升级和改造都属添足之举，从而忽略了极端自然灾害发生时的风险。这样，超强地震并伴随海啸即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三个核反应堆的供电和冷却系统，事故等级达到了最严重的7级，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相上下”。
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在2011年达到40年的商业运营年限，考虑到经济利益，又申请延寿20年。在处理核电事故的过程中，操作人员既不希望反应堆就此报废，又对反应堆的承担接受的能力抱有侥幸心理。因此，操作人员在最大限度保护反应堆的同时，却没有在最大限度上保护公众的安全。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也不得不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选址错误，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海啸威胁，辐射泄漏是“人祸”。
因此，无论技术和监管有多大改进，假如没有主观上的努力，核电站仍如同“休眠火山”，风险依然存在。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坦承，2015年美国有10个核反应堆“差点出事”，这些事件至少10次增加了反应堆崩溃的风险，其中大多数系人为失误所致。
实际上，核电站中也有完美者。它保持了60多年和平利用核能“零事故”的惊人纪录，堪称核电站中健康长寿老人。了解其“全身而退”的奥秘，对人类未来和平使用核能不无启示。
1954年6月27日，由苏联建造的世界首座核电站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开始发电，标志着核电时代的到来，也代表着核能的和平利用成为现实。在和平利用核能、保持50年“零事故”后，核电站“退休”并于2004年转型为俄罗斯的一座博物馆和科技馆，更名为“奥布宁斯克科学城”，为人们了解核能继续发挥“余热”。2014年在这座核电站即将迎来60岁生日之际，笔者采访了俄罗斯物理能源研究院主席团顾问列夫·科切特科夫。已是耄耋之年的科切特科夫参与了该核电站从设计运行到退役的全过程。根据他的介绍，最大的奥秘就是 “严格按规程操作和管理”，这是必须恪守的全天候准则。时至今日，无论是记者正常采访还是普通游客参观，进入奥布宁斯克核电站之前，都要“全副武装”，繁琐地换上“工作服”。
科切特科夫指出，在核电站“年轻”时操作与管理自不待言，在1984年至2004年的“老年”阶段，其运行虽在保守设计的许可范围内，但工作人员加大了定期安全检查的力度。在退役之前的最后几年，核电站的反应堆主要用作教学研究，避免发生事故。
科切特科夫坦言，自运行以来，奥布宁斯克核电站虽未发生大事故，但小问题却难以避免，如燃料管道出现损坏、冷凝水或反应堆温度和压强过高等，但这样一些问题都得到了迅速解决。核电站强化了“总结学习、吸取这次的教训”机制，避免了问题的重复出现。也正因为如此，先后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团纷纷前来取经。
核电站运行需要谨慎从事，退役后同样不能大意。科切特科夫强调，废弃的核电站与火电厂完全不同，仅仅通过停止核反应堆，核电威胁并不能彻底排除。拆卸、运走燃料棒等辐射物质，清理内部设施，都是复杂的过程。这项工作需要十几到几十年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有几个原来安置反应堆的地点辐射量明显超标，最多需再观测70年。“不过我保证，只要你不爬进反应堆，这里还是相当安全的，”科切特科夫幽默地对记者说。
